和N失联了以后，我就没有试图再找到她。或许因为她分享了太多的悲伤，想到她我总是抑制不住的难过。
上一个牛年，我的一票女朋友跟赶集一样，生了一堆牛娃。而且毫无悬念，儿子一律都叫了牛牛。在牛气冲天的催声中，我去了苏黎世。
苏黎世湖边的Bellevue车站是个很大的交通枢纽。从火车站走出来，一两分钟就是各路电车的交汇点和精品商店、美食店、巧克力店。每天早晨的七点到九点，穿着考究、长相俊美、打扮精致、体态匀称、以黑、灰、棕为主色调服装的上班族如潮水一般在这里倾泻、分流。
一如我十七岁到北京的时候，好几个小时坐在天安门广场看长安街上飞驰的汽车；也如我第一次去故宫的时候，忘了看各种大殿，跟在外国人的旅游团后面参观了一圈儿洋鬼子。在苏黎世的电车上，某个男士的一撇小胡子、某个女士的穿搭、发髻都让我忍不住一而再地扫视。
因为亚洲面孔并不多，在电车上隔着一个车厢和N的目光相遇的时候，我们还是互盯对方并婉儿一笑。巧了，我们在同一个车站下车，她问我是不是从中国来的。“太好了，咱们在一个公司，你看，我就在五号楼上班，你在一号楼，咱们以后可以约着一起吃饭”。N很热情地指着几个大楼，并让我看楼顶上蓝色Z字样的logo。
N穿着一件灰色的敞口呢子半短大衣，里面是灰色的毛衣、深灰色九分锥子裤，就连脚上的靴子也是水泥灰。她中等个头、体型消瘦、肤色偏暗、长脸、目光机敏、牙齿略有些双颌前突。她笑得时候，露出了牙齿，立刻暴露了年龄。她一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因为牙齿发黄和灰，典型的四环素牙。
三月的苏黎世雪一阵、雨一阵，乌云就在头顶上，让人很有压迫感。有数据显示瑞士因为特殊的山地气候，阴云天气多过艳阳高照而导致抑郁症的人比较多。没过多久，在午餐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相约走到车站的时候，N告诉我，她的先生因为有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住院治疗，而他们已经分居了两年，正在离婚的阶段。N的公公婆婆是德国人，他们和自己的儿子关系就不好，自然对N也好不到哪儿去。
N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公司派驻在上海的瑞士公司的德国工程师，他们迅速热络到结婚的程度。N回忆了结婚前去和公婆见面，一起到德国的一个小镇度假的场景。她说那就是一场她完全察觉不到的灾难。欧洲人吃鸡蛋，是要放在一个鸡蛋盅里面，大头朝上，用小勺子敲开，剥掉一点儿皮儿后，撒盐和胡椒，一点儿一点儿挖着吃。而我们多年习惯拿着鸡蛋在桌上一磕，三下五除二剥皮，然后手举洁白无暇鸡蛋，两大口搞定，蛋黄有点儿噎人，喝口水就顺下去了。N磕鸡蛋的时候，婆婆毫无表情地摇了摇头。而吃鱼的方法、动作、幅度完全可以考察一个人的出生和教养。总之那条不好吃的鱼被N戳的乱七八糟。度假的气氛在紧张、凝滞中结束了。结婚的新房，N发现窗帘是旧的，还散发着一股霉味。她抓着窗帘闻的时候，就已经嗅出了自己婚姻的结局。
在瑞士，我先后遇见了几个女友，她们的瑞士、德国丈夫，都实惠的没边儿。往家挣钱就不说了，还做各种家务。有一次我们一行六个人挤在即将临盆的小鱼家，她德国先生埋头、孜孜不倦给我们烤香肠。简直就是最可爱的人。话说夫妻就是缘分吧，有的人看上去过的和谐，有的就不断地离婚。
N在瑞士期间，面临了十分复杂的局面。比如她的先生是德国人，她是中国人，俩人都没有瑞士身份。她的先生在瑞士工作，她是伴侣。一旦她的先生失去工作她怎么办？她找到工作很不容易，在婚姻的冷战和离异过程中，她就不能丢掉工作。而她的年纪渐渐大了，还有没有生育做母亲的机会。她的丈夫接受抑郁症的治疗期间，她多次陪伴。她先生没有被治好，她都觉得自己也快祸患抑郁症了。所以，难怪我们相识的那段时间，她常常冷若冰霜的神情。
N的英语很不错，还在玩儿命学德语。我总觉得上海人天生就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在瑞士的那段时间，也得亏N是自己在疗伤，在她的推荐和安排下，我们结伴去了意大利、西班牙旅行。她做的旅行攻略，经济实惠。
其实N和男人打交道很有一套。一方面她表示自己的日子苦不叽叽，另一方面，她会抑扬顿挫地表达身边有几个对她十分爱慕的老外，而她需要权衡利弊，不能随便跳入火坑。公司有个谢顶的男同事托马斯对N有意思。我有时候敏感，有时候又很迟钝。我没怎么看出来她俩互相多有意思，但是作为电灯泡，我跟着N和托马斯去了托马斯弟弟在瑞士的度假屋。还拉着ABB的格瑞斯跟着托马斯和N一起去了德国盛产雷司令的古镇。
在瑞士，中国人少，圈子小。后来听说N让好几个亚洲女人愕然。N有本事一面之缘就腻歪上把老外搞成自己的男朋友，不久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有的女生甚至认真地说：“可是不敢让她认识我先生，再给我抢走了”。后来，渐渐的大家不怎么和她来往了。
每遇到说上海女人和上海知青的话题，我总是不自觉地想起N。我俩在意大利的古街、在西班牙的海滩，她讲的故事在我脑子里就是一部电影。是悲剧电影，是向命运抗争的那种遍体鳞伤。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让知识分子到边疆去、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中，N的父母分别是上海两个家庭里的适龄青年。她的妈妈分配到了新疆，爸爸分配到了山东农村。上海是大城市，是资本家最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重灾区。钢焊铁打的户籍制度决定着上海人一旦和外地人结婚，就丢掉了上海户籍。那时候上海人就是嫁给北京人，也不算加分。在上海的某个弄堂里有一张床是牛逼闪闪的一件事情。身体的发育和情欲被扣上了上海户口的紧箍咒。在大城市人的眼里，只有傻子才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搞大肚子留在北大荒或锡林郭勒。N的父母经人介绍后，千里迢迢两个年轻人相见、写信、结婚、两地分居、生娃、打报告、调动工作。刻不容缓、拳打脚踢、一串儿动作。
是调到上海吗？你想得美。N的母亲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并费劲巴拉地从新疆调到了山东某地。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是多有不解，需要这么费劲吗？诗人不是都写了：“穿过半个国家，我想、我要、我来睡你”。
N的上面有个姐姐，和她相差一岁而已。在她们该上小学的时候，为了让她们接受最好的教育，父母把她们送回了上海。一个放在奶奶家里，一个放在外婆家里。两个小姐妹都在上海但难得相见。两个小姐妹感受到了来自姑姑、叔叔、姨姨、舅舅这些亲戚家的冷眼。供给的贫乏、生活的困顿，房屋的逼仄…，添一张嘴就是增多了一堆负担。在不能随便温饱的年代，N的亲戚们已经忘掉了她们的父母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自小的环境让N变得浑身铠甲、眼睛带刺、嘴巴横刀。她和姐姐分别考上上海的大学，是亲戚里面比较有出息的两个孩子。但是爱她们的，在她眼里很帅的父亲五十多岁就肝癌去世了。直到母亲退休时才把户口迁到上海。在N的帮助下，妈妈在心心念念的浦西买了一间三十平米的老屋。楼梯逼仄、窄巴到只能放下高跟鞋的鞋掌。楼道里弥漫着雪里蕻炒黄豆的味道。
N回忆到：“我看过照片，我爷爷家以前在南京路上开着当铺，我爷爷就是个小开，穿着一身白西服，一头乌发这样甩在后面，帅得睐”。她讲这一段，比划她爷爷油头粉面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一个摆渡船上，穿过意大利的Como湖，去Bellagio玩耍。
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个时期的上海，跳楼的资本家太多，火葬场都忙不过来。不知道那场革一些人的命中，N的爷爷在不在里面。
对N来说，上海是她的伤心之地，她必须离开上海。可比上海更好的地方是哪儿呢？利用在外企工作的机会，N睡了意大利和法国。发现他们都不牢靠。后来睡了德国以后，才觉得找到归属感，但没有想到对方还抑郁了。
多年前的一部电视剧是关于知青的，里面的主题曲里有句歌词：“上海这么大，为什么没有我的家”。我想是因为N在上海找不到自己的家，她才穿过意、法、德，去睡欧洲的中心瑞士吧。
我想不管睡在哪里，不管又睡了谁，希望N过的开心就好。
（图片均是瑞典画家尼克、阿尔姆的作品）
净雨修修要啥自行车？给个脚蹬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