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医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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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中医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经验依据。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远在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完善成熟了。为什么要等西医出现之后，为什么要在获得了西医的证据之后，才能获得价值、获得意义、获得生存的权利呢？
一、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依据
中医的科学依据？这是一个只有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下才会出现的问题。然而，这个听起来很科学很有劲的问句其实充满了歧义。
在我们长久以来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大词，一个代表着绝对正确，代表着最高价值判断的大词，简而言之，总而言之，就是那个超越了文化差异、地域差异、民族差异的冥冥中的尺度——冥尺。
什么东西只要符合了科学，就获得了当然的正义性；而一旦被斥为非科学、伪科学，一下子就失去了立脚的地方。勉勉强强苟延残喘的，也不好意思出门见人，只好披上科学的外衣——于是就真的成了伪科学了。
“中医的科学依据”，这个词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算是有科学依据呢？
在我们的大众话语中，科学就相当于“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了证实的”东东。照此理解，中医要有科学依据==中医要有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实的证据。
然而，什么是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实的证据呢？说自己科学，就像小孩子骂仗，都跳着脚喊我是好人，你是坏人，闹到最后，力气大的把力气小的打得不敢说话，或者说不出话，就可以单方面宣布胜利了。
王朔的《顽主》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马青当街高喊：“谁敢惹我？”来了一个大汉，说：“我敢惹你！”马青大汗，马上喊：“那谁敢惹咱们俩儿？”
在科学强大的话语地位之下，大家都纷纷地把自己归到科学旗下，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说：“中医是科学！”把那些眼睛里揉不得中医的科学警察弄得血丝满瞳。
我也常常好心地劝告那些想要拉科学大旗做皮的中医粉丝：“你干嘛非得跟人家参乎，不是科学就不是科学呗？”可是他们不干，掉头就跟我急了：“就是，就是！”这仗打得别提有多糊涂了。
说到这儿，估计早有人坐不住了：“不要搅浑水！我们说中医要有科学依据，不是你说的那个抽象的东西！”好，那我们就来点儿具体的。
具体的嘛，无非就是说：中医的理论与来自西方的解剖学、生理学不能对接，比如中医的经络至今找不到解剖学的证据；中医的药方没有经过双盲实验；很多中药的有效成分至今写不出分子式；中药药理不能用来自西方的药理学予以解释……
肯定我列得还不全，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这时，我要做恍然大悟状：“噢，原来你问中医有没有科学依据，其实是要问：中医有没有西医的依据！”
那我就要反问了：“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依据呢？”而且我还要问：“你那个西医，它有中医的依据吗？”
二、中西话语权之争
所谓科学乃是分科之学，科学是具体的，你可以相信存在一种抽象的、整体的、绝对的、冥尺般的科学。
但是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如果不能落实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神经解剖学、植物神经解剖学……之类的学科上，是否有科学依据之争就会蜕变成何为科学之争，而归根结底是话语权之争。
然而，即使我们把科学具体到解剖之学、生理之学上来，仍然是一场话语权之争。凭什么中医要有西医依据，而西医天然地就不需要中医的依据呢？比如你那个阿司匹林，有中医的药理依据吗？
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依据？因为西医是科学，而中医不是？因为中医不是西医，所以中医不是科学？
以“道”相通，未来世界宗教革新（人类和谐共存）纲要性探析
首先阐明，人类存在“概念固化”的共性弊端——人为设定一个概念，就概念而概念，限于概念之中，错失对事物真相和自然大道的完整认识与实践，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以此，对待“概念”应当遵循“立足本原，着重内涵，与时俱进，动态变化，解决问题，实事求是”原则。本文“宗教”及“道教”概念即如此，并以道教思想为基——大道相通，就未来世界宗教革新（人类和谐共存）进行纲要性初步探析，体现出“道”本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所不在”的内涵特征以及宗教“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生存为本”的革新观，简述如下：
1、科学、民主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和谐、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历史今天，人类生存面临重要问题：人本侵犯自然，物欲腐蚀心灵，多元各自政，信仰错乱方向……使得科学脱离人文，民主徒有虚名，和谐无从奠基，自由异化泛滥……人类生存所有问题归结起来表面看已经造成“天怒人怨”，实质则为“心灵劫难”。
2、宗教以探寻宇宙、生命、社会真相为本——唯有发挥宗教心灵导向、化解及抚慰作用——教化心灵，启发智慧，鼓励自由，约束放纵，消除愚昧，拯救狂妄，与政治、法律等社会诸多机能协调统一，促进构建人神共治，才是人类社会最终出路。但是，宗教内涵与形式两方面同时需要传承革新，与时俱进，以体现人文与科学、精神与物质、信仰与修炼、智慧与道德、治国与平天下相统一，而辩证处理宗教“教化”、“教会”及其与社会、国家、民族对应关系，探求并致力于实现人类生存之身心自由。
3、“人神共治”不同于历史上狭义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政教合一，而依据信仰、修炼与秩序管理的统一进行设定——立足自然整体观，既是原则，又是方法，还是目标，在精神纯美与世俗需求之间建立平衡，实现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是说，以人、神、自然共同智慧立足解决人性弊端，实现信仰、修炼、道德、良心、法律、秩序、民主、制衡等一系列社会目标的完善管理。
4、无论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群体，唯以“天、地、人”三道（规律、原则、方法）制衡才能够实现“人神共治”——“天道”代表心灵（心性）修炼，符合自然大道，“地道”代表不同地域、民族、国家历史传统，“人道”代表当前社会世俗需求。遵从三道统一，使得人类在满足世俗需求和拯救灵魂之间建立平衡能够实现。
5、面对人性“概念固化、执偏概全、欲望过度、元气损耗、言行不一”的共有弊端，人类遵从三道统一即在真理与邪说、正义与邪恶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培本固元，扶正祛邪，造福人间，减少灾难，体现出天有好生之德。
6、当前宗教及整个人类出现问题积弊已深，非“多元一统”不能解决问题。多元化的思想混乱——“百家争鸣”时代如何实现“一统”？唯有宇宙之“道”贯通天地，贯通万物，贯通多元化思想，冲破概念固化，萃取内涵实质——实施革新，才能够在人类文明的继承中糅合当今成就得以实现——既尊重生命个体、各文明及宗教“多元”存在，又使生命个体、各文明及宗教回归（遵从）同一大道真理，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民族、国家或共同体的“一统”。否则，各自站在自我立场，各自服务自我利益，只能导致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7、革新在于应用。应用在于适宜。适宜在于立足现实，体悟大道，传承历史，糅合文明，开拓进取，不拘一格，相对圆满有效解决人类当前及未来存在问题。
8、道教以宇宙之“道”为最高信仰和教化依据。“道”做为万物诞生的本原，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存在，而且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独立存在——其前者存在远远不能够真实反映后者，决定人类现实问题永远需要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所以，“道教”做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客观独立存在，远大于概念存在，不应被概念束缚和局限，而立足真实体验及当前状况，并以历史传统为依据，做以调整、补充和完善。
9、道教即中华祖先以“道”的理念赋予子孙后人（龙的传人）之教化，包括狭义道教——具有特定教义、教规、仪程、团体性质与广义道教——具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实施全民教化性质的统一。史实证明，道教源自中国远古文明，自盘古开天至三皇五帝以来形成整个中华文明史“道统”传承——正是中华民族早期祖先对“道”的天人合一的实践、认识与教化，才形成并维系中华博大文明。如果脱离狭义与广义道教的存在，中华民族及文明将不复存在。以此，完整、真实的道教概念与“无神论”及社会学者通常所谓“道教”概念有本质差异，前者认为道教由中华早期祖先人神直接沟通直接创立并演变，后者则狭义认为由张道陵创立，并是人类意识形态的产物，形成对道教的割裂认识。
10、世界各宗教、人类各族群、宇宙各万物以“道”为存在根本和演化，顺则生，逆则亡。“道”的实质即具有“阴、阳”两种相对属性平衡一体的混元真炁（气）——同时具有物质、能量、信息（灵性）的统一，造化生成万物，化身宇宙至尊，世界各宗教、人类各族群、宇宙各万物依据不同体悟对其称谓不同，如“盘古、盘古老祖、鸿君老祖、玄天老祖、皇天老祖、元天真人、天真皇人、无极老祖、无极老母、无量天尊、祖始爷、老天爷、天帝、上帝、真主”等，凡蕴含“开天辟地创世纪、宇宙永恒至尊大神——造物主”之称谓，概指其也——智慈兼备，威仪大方，法力无上，人神共仰。人类信仰其，与其能量和智慧沟通，既祈保平安，又实现心灵回归终极价值，等同追求与遵循自然大道——高扬真知与慈善（顺从自然规律），力挽无知与卑劣（违背自然规律），体现出信仰与修炼、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具有教化及拯救人类普世价值。
11、道教对混元真炁具有独到而系统认识，认为混元真炁不仅孕育造化最初生命盘古，而且对于“开天辟地”起主导作用，称谓“先天元炁”，《道德经》描述为“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天地生成之后阴、阳二气交合形成“后天元炁”，《道德经》描述为“三”，具有诞生生命万物的本原能量和信息，称谓“灵魂”——灵魂元炁相对宇宙而言属于“后天”，但相对生命肉体而言又属“先天”。同时，生命肉体由父母阴、阳精气物质交合之元炁（受精卵）孕育生成——两者“元炁”对于生命体而言同属“先天”，共同构成生命体具有能量与智慧的本质存在和有机运转。但是，大多生命体失却清静心，不认识生命本质与修行，对于元炁只知用而不知节，更不知养，造成身心疲惫，愚昧昏沉，害己害人，苦不堪言。另一部分生命体心态清静，静则阴阳平衡合于元炁特征，元炁得以节、养，生命体获得运转必须的能量与信息（灵性、智慧）。以此，以提升灵魂能量和信息的修炼称谓“修真”，修到一定程度即所谓“明道”或“得道”，并以炁的是否充足反映出“道行”高低。
12、人类战争、冲突不仅发生在同一宗教与文明之内，而且发生在不同宗教与文明之间，反映出人类本身对绝对永恒“大道”真理认识及实践的局限性与悲哀性，同时反映出人类所认识及实践的永远只能是相对真理，即世界各宗教、人类各族群、宇宙各万物永远不能代表绝对真理，唯有宇宙至尊能够代表，但其隐于无形，从来不曾直接临世，仅以派遣使者方式传播文明，形成相对真理。以此，对“道”的虔诚、虚心信仰和修炼必将成为全人类共有课题（任务），而使得人类有神论、无神论以及各宗教信仰、修炼者走到一起：同根同源，道炁相连，感应无形（大道），实践有形，克服小我，存异求同，共同谋取和谐生存最大福祉。
13、宗教以“人、神”共同存在为存在——依据“阴阳互根、对应并存”原则，人的灵感反映来源于神，有什么样人就有什么样神。反之亦然。人、神表现为同一生命本体的“阴”、“阳”形态。由于“阴”、“阳”形态不同，人、神以“灵魂感应”、简称“灵感”沟通。“灵感”来自于个体的人的灵魂反映，与个体的人“道行”——真实反映“道”的能力有关，仅代表个体的人的认识。以此，神既是客观独立存在，又是人类意识形态的反映——人即神，神即人，人、神既独立又统一，辩证表现为神支配人，人体现神。而可以说，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智慧代表其人、其民族之神的法力与智慧——在世界范围，神不是永恒唯一的概念，而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历史性。不同宗教信仰的神，与不同民族或人群有直接文明渊源，或有一定血统渊源。同时反映出，人类文明复杂历程代表神界复杂历程——神界与人间大致对应。也就是说，人、神虽然“意识形态”和“生存方式”不同，但是共同遵从同一“大道”真理——只有“大道”永恒，人、神以“道”相通，共同遵从。
14、在世界范围内，一定意义可以说，神话传说或宗教神学诞生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神话传说或宗教神学，就没有传承生命力！而值得自豪的是，唯一仅有中国“盘古开天地”神话传说或道教神学具有思想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完整统一，反映中华文明对于世界（宇宙）本原高度认识，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断线的文明。因此，中华民族无论将盘古做为“中华根祖”景仰，还是做为“天帝至尊”景仰，都具有“法力无边，智慧无上”史实依据，使中华民族自尊、自强、自信、自豪、自责、自励，屹立世界东方。以此，道教“培本固元、扶正祛邪、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以己为本、以外为用、本用结合、和谐共存”思想，称谓“道德文明”——不仅以“道”的真理认识直接转化为科技与文化艺术生产力，而且以“德”的人文实践直接决定社会和谐与进步发展，谋取实现人类生存身心自由，树立人类文明典范。
15、客观而言，地球生命、包括人类如何诞生及确切诞生时期，今人难以考证。也就是说，没有充足理由断定人类是地球最初及永恒生命——以及万物之灵。但是，可以断定，人类是自然界诸多生命曾主宰地球之后优胜劣汰——“合道则生，背道则亡”的成就——反映出天帝造化万物，并选择遵从其旨意的不同生命主宰地球。以此，可以说，只有人类诞生之后，才有人格化的天帝存在。如果人类违背天帝旨意，必然有其他生命以“道”的原则和方法取代人类主宰地球，人类或者不能够存活，或者任由其他生命支配和奴役——既是天帝旨意，又是大道选择。
16、依据能量不灭定律，如果人类不能够存活地球，则灵魂必然向其他时空转化。如何转化？能量及智慧低者，转化地球，为其他生命（邪灵动物）所主宰。绝非虚言，现实生活“邪灵”附体祸害人类事例——各类精神病、顽固绝症、流行疫病等比比皆是。只不过人类主宰地球，这种事例还相对属少数。另如人类历史上暴政者，除自身邪淫外，受“邪灵”支配造成人类大范围劫难。只有提升灵魂（元气）能量和智慧，向地球以外适宜生存的时空转移才是出路。以此，人类有生必然有灭，没有绝对永恒，人类生存唯一重要意义在于立足世俗需求实现灵魂升华，相对实现身心自由。
17、本质而言，人类劫难唯一归结为心灵（灵魂）劫难，元气耗散，不知亦不能回归，坠入“邪气”侵袭苦海之中，非天帝所代表正神拯救与自我修炼不能免除。所以，人类虔诚信仰天帝（及神界）价值和意义在于人类以“心灵回归——清静”方式获取造化人、神共同的本原——元气（混元真炁），以修持生命必须的能量及智慧。接下来，人类又持续以“阴阳平衡”为特征的元气相对持久维持心灵清静，提升道德素养。所谓“人不远道，道不远人”，以实现“我生存，众生亦生存；我自由，众生亦自由”，而实现人类生存（和谐秩序）良性循环。以此，体现出（宗教）信仰与（元气）修炼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天帝教化，启发智慧，清静自然，节制欲望，化解仇恨，宽恕博爱……
18、关于正、邪——天道循环，宇内没有绝对存在——“正、邪”只是概念上的划分和相对存在，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象征生命或者事物生长、化育及衰败、消亡自然规律的内在因素及表象存在，并且相互转化，对生命存在或事物运转发挥相互依存重要作用——现代科学证明有“正、反”物质同时存在。对生命体而言，正、邪有内外之分。并由于生命存在“有诞生必然有消亡”自然固有规律，邪气通常不同程度胜过正气，以邪气占主导，所谓“十人九邪”。这是任何生命包括人、神不可完全扭转的。只有发挥人、神做为主观能动性，修养补充先天元气，才有可能相对改观——人、神元气充足，代表其“道行”或者说“功力”高深，也就是说元气造化万物、所固有阴阳平衡“清静”的能量和灵性相对较大，大于人体内邪（气）与外邪（气）总和的能量及灵性，而使正气暂时胜过邪气，即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使生命体身心相对逍遥自由。以此，即便是神、更何况人唯有修持元气、超越“正、邪”才能相对持久实现身心自由，而摆脱或延缓正（神）转变为邪（魔）的生死轮回。
19、宗教对人类生存发挥重要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由于人性弊端）人类在宗教信仰过程中始终不可避免存在“不求真而信，不务实而信，不全面而信”——“迷信”及宗教异化变质问题。也就是说，迷信及异化不是宗教本质，而是宗教产生、传播、信仰过程不可避免的衍生品——有正信必然有迷信，有正统必然有异化，宗教必然存在某些不完善以及败坏声誉的诸多事例，或使宗教脱离“教化”内涵实质，仅存“教会”外在形式，产生“伪宗教”或不完善宗教，或严重发展到宗教对立面，产生所谓“邪教”——具有“精神鸦片”——欺骗性及伪科学性特征，极大伤害人类信仰情感及需求。以此，世界任何宗教都存在宗教本身的两大派系或者说两大属性：“正教”与“邪教”，中国神话作品《封神演义》所谓“阐教”与“截教”——其不是某一宗教称谓，而是宗教本身“正、邪”两大属性的相对概念，核心问题在于是否遵从大道真理。
20、宗教代表不同地域文明及相对真理。世界宗教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信仰（宇宙）至尊的割裂认识与专制独断——“唯我信仰才是真神，唯我信仰才是最高”。同时，正是由于交流传播过程中“反客为主”的状况激化与挑起宗教冲突。
21、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只代表地域文明及相对真理）都不能独立解决世界问题。世界宗教和谐共处在于遵从道德文明：培本固元，扶正祛邪，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以己为本，以外为用，本用结合，和谐共存——体现出人类为同一“大道”所生、世界宗教和谐共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22、世界宗教“阐教”派系需要交流合作，条件成熟时召开“弘扬大道精神，树立宗教正信，共谋人类福祉”世界宗教大会，承担世界宗教和谐共处主导责任。
23、宗教信仰者以信仰与修炼的统一，人神沟通，道炁相融，追求自由而无时无刻不自由，消除愚昧而无时无刻不愚昧——永远是“道”的谦卑信仰、修炼者。
然而，既然中医不是科学，为什么要求中医具有科学依据呢？——图穷匕现，如果中医不是科学，中医就不具备合理性！这话等于：如果中医不是西医，中医就该灭亡！——这不摆明了是欺负人嘛！
话说到这儿，又会有人跳出来，说：“根本不存在中医西医之争，而是中医与现代医学之争！”
这种推理大概是这样的：正如现在已经没有中国天文学和葡萄牙天文学之别，只有中国古代天学与现代天文学之别，不但中国古代天学要让位于现代天文学，印度古代天学、莫桑比克古代天学等所有古代天学都要让位于现代天文学。
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现代医学是没有国界之别的，它是代表现在，代表未来，代表进步的。什么藏医、蒙医、印度医，都必须让位于现代医。
这种话我还学得还真是不大像，总而言之，这个所谓的现代之学，所谓的未来之学，也是一个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一个绝对的东西，那就是个冥尺呀！
一来，这样的意思完全无视科学本身源自古希腊的具体历史；二来，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代表现代、代表世界、代表世界未来的冥尺一般的东东，凭什么它就应该是来自西方的“这个科学”呢？
人家朱清时还说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呢，为什么我大清我大唐我大汉的“那个科学”那个中医所基于的阴阳五行之类的东东就不能代表未来呢？于是又进入了话语权之争的逻辑循环。
三、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
最近我经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科学的依据”？科学依据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在科学依据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
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强调“经验的依据”或者“历史的依据”？
在科学的依据与其它依据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科学的依据？在一种方法获得科学的依据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废掉？人们的生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的？
实际上，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重要性是很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需要了解科学在先。你能否骑好自行车，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学好了牛顿力学。
倘若要先有了科学依据才能行事才能生存才能有效地生存的话，我们吃大米，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DNA图谱，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各种氨基酸含量。
中国工匠李春没有学过科学，也能造出赵州桥。对于我们的生活起直接作用的是技术，而技术并不需要有科学在先，完全可以凭借经验的累积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人体是一个接受刺激反应的生物体，有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反应；换一个刺激，产生另一个反应。一个正常的人在他的生长过程中，会逐渐获得足够的对外界刺激作出恰当反应的能力。
一个人是否心怀恶意，我们能够一望而知或三思而知，不需要进行“科学的”调查，不需要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的依据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依据”做出判断。而科学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从中华文明的语境来说，中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经过了正、高、有、证的检验。
在理论上，中医理论有着自己完备的有足够生长能力的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套体系与西方现代医学目前所基于的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科学方法”是水火不容的。
在实践上，中医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经验依据。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远在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完善成熟了。为什么要等西医出现之后，为什么要在获得了西医的证据之后，才能获得价值、获得意义、获得生存的权利呢？
相反，按照托马斯·刘易斯的说法，现代西医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西医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四环素，相信上市的时候也经过了临床实验，获得了科学依据，但是十年之后发现，小时候有幸享用这种科学产品的孩子长出了一嘴四环素牙。
还有那个著名的“反应停”，只用了几年功夫，就导致了上万名婴儿畸形。这个东东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也一定有科学的依据吧，大概也会装饰着为人类造福之类的说辞吧？
当然，科学卫士们会说：反应停之所以酿成悲剧，恰恰是因为它上市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从“科学依据”到“充分的科学依据”，呵呵，多了三个字。然而，怎么样叫做“充分的科学依据”呢？
是不是没出事儿就做充分，出了事儿就叫不充分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嘛！如果我们把“充分”理解成足够的时间长度，那么，又有哪一种医术比两千年的中医更加充分呢！
四、我们的文化记忆已经被替换了
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件事物，至少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1，个体的经验；2，权威的看法——主流意识形态；3，最广大群众的看法——大众语境。哪个方面起作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过分相信个体经验的，我们称之为偏执狂。
所以后两者常常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科学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中获得了超越一切的话语权，以至于到了要成为“公学”于是西医成为“公医”的地步，中医的话语空间当然就被大大地压缩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医是否有科学依据这样的问题才会冒出来。回到一百年前，这种问题毫无意义。
当然，否定中医者也常常喜欢问这样的问题：“现在是相信中医的多，还是相信西医的多？人们是更愿意接受中医的方法，还是更愿意接受西医的方法？”我相信，一定是相信西医、接受西医的人多。
但是，这不能证明西医代表了现代，代表了未来。而恰恰表明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压制和摧残。
因为中医的文化土壤已经被消解了将近一百年了。只需要看看中小学课程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的缺省配置，是按照西方文化来格式化的。
甚至连语文课本都是按照还原的机械的方式进行设计和教学的，在这种文化这种思维中熏陶出来的人，自然而言地亲近西医而疏远中医。
要知道，中医是在四书五经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认知事物的方式，现在只能在正式教育之外通过传统的惯性，比如通过武侠小说为人接受了！一百年来，这种惯性怕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吧。
这里要用一句中学时从语文课本里学来的作为嘲讽对象的感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我们变得不是中国了。
我们的文化记忆，我们的思想模式，已经被替换了！如果全世界都主动地把自己给换了，你说科学是世界学，是未来学，我也无法反对。只不过那种未来，我并不觉得好。
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