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梓新
一
年是我踏入传媒圈的第一年。那一年2月我在广州珠江南岸中山大学校园旁边的下渡村，花几百块钱和同学租了一个农民房。天热得很快，穿街而走的老鼠和大排档上的炒河粉一样散发生机。
广州大道中号的南方报业是那时的圣地，无数新闻热血青年像奔赴延安一样，鱼贯进入那座其实充满机关感的大楼。只是花木的气息提醒人们，这里是南方，因为热力，因为抑制不住的冲动，一些事情注定会有所变化。
作为创办四年的一份崭露头角的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全年的广告额迅速相当于半个央视。在南方报业16楼，你可以看到时任总编辑程益中激情洋溢的战斗檄文贴在走道上：“《广州日报》就是一条疯狗”，在突然全面打开的市场化媒体竞争环境中，新闻人的好胜心展露无遗，也推动了更多优秀报道的发生。
在21楼，只有高中学历的龚晓跃率领一班不知道从哪里汇聚而来的青年，创办了《南方体育》，用极端文青的语言，挑动性地描绘体育，一场赛事，或者一个明星，甚至一则花边新闻。
我去《南方都市报》报到的时候，10平米出头的办公室里坐着三个“老师”，一位姓何，大概是江西人，他是主管汽车版面的编辑，一位姓邱，湖南人，圆脸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眯眯的，虽然很努力地剃须，但胡子还是顽强地布满他的脸庞。还有一位长着四环素牙的女记者，什么商业条线都做，那个时候这类版面叫做“产经”。
实习是一种自生自灭，老师们有一种你自己能做到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感觉，但又很友好，女老师偶尔叫我替她去跑一两场发布会，也没有和我要回会上发的车马费。邱老师带我去跑过一两次家电还是汽车展会。一个经济大潮开始涌动的时代，中国加入WTO，众多的外资涌入中国，都想通过这些都市报版面影响万千人家，编辑记者是一个待遇优厚的中转站。
我很快在版面上发表文章，学会了一点商业媒体的套路。在一个有自驱力的产业面前，一个资质普通的人也能被带着往前走。我很快想接受新的挑战，找到一位中学师兄，让他推荐我去《21世纪经济报道》实习。在那里我进了IT组，这是我继大二在游戏网站打工之后的又一次互联网启蒙，那时我报道的大多数是硬件，比如英特尔、高通和诺基亚。
我和实习的同学看着比我们大不到十岁的沈颢和龚晓跃意气风发地主政着一份新报纸，很难想象再过十年我们能有机会复制他们的辉煌。人生茫茫，即将踏入新闻生涯的年轻人，那时还相信着新闻会是一辈子的事情。南方报业，看上去是多么的颠扑不破。
二
年3月，医院旁边的公关公司上班。
医院门口有菜市场般的热闹和蒸腾，有时连床带病人就停在路边。医院有点陈旧，条件还未改善。人在自己或者家人患病时的那种焦急、奔突的情绪，叠加起来是很大的气场。每天路过，我总要经受一波冲击。以至于去到旁边29楼上我的小办公室还是心有余波。
在那个办公室朝九晚六坐了半年，我的腰围也突出了一圈。
最初确实有兴奋，从之前熟悉的编辑部和大学办公室突然闯进一个商业世界。我们在专门的电话室里面打concall，那个机器有着飞碟的形状。在拨了一连串神秘号码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些头衔大得惊人的人物的声音，亚太区CXO，全球XXX，又或者他们代表的公司家喻户晓，金字招牌。哦，现在你在和他们一起工作，不只是报道他们了，摸得到商业引擎发动机滚烫的外壳。
在那时，公关是一种依存于传统媒体的工作。媒体是一种权力，尽管在中国它有所削弱，但是一个市场化的环境里，舆论还是能引发一些风浪。百余年来，商业创造了巨大的网络，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承受着触角越多带来的越大风险。所以它需要这样一班公关人员，来持续发布自己的声浪，也维持一种舆论生态，防范不经意间可能降临的风险。
这班公关人员虽然大多数从属于agency这样的第三方机构，但是在公司文化上必须和他们的客户保持一致，他们身上的衣着是商业世界的，但是打交道的人士确实三教九流。特别是和颇有点江湖气息的媒体交手，其实是一场不可控的冒险。因而他们也吸纳了很多从媒体转行过来的人，知根知底。
只是，在近乎我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上海办公室，我没有获得新客户的能力，我能做的就是协助老板维护好现存的客户。他们有来自美国、德国、荷兰等等的银行机构，偶尔老总会飞到上海落地做一场发布会，或者是午餐会。我记得有一位德国老总，对我所建议的记者午餐会上，翻译员忙于工作而没来得及对放在她面前的美食动一筷子而感到不悦。
但是每周一早上的电话例会，我还是得假装报告自己又接触了很多新的线索，因为过于日常的维护工作不值一提。总是新的客户，新的苗头让老板听起来比较兴奋。到了下周，还可以炒炒冷饭说，在持续跟进中。
我获得了去英国留学前近三倍的工资，做的事情大概是之前的一半。但关键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太多兴奋。每个人更担心的是出错，因为出错可能会丧失客户，而平庸一般不会。
在办公的间隙，我怀念写作，怀念采访，想采访上海这个看上去很大的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特别是我的同龄人。他们也是这样的教育背景出来，走到三十岁左右，在各自行业做过八年十年，就有什么样的不同状态了，以后又将往什么样的不同方向去？
采访并不是很难的事，对我来说，约上朋友聊聊，更正式一点而已。还可以有机会理清楚朋友一路以来的思考。我就自己搭了一个网站，叫“中国三明治”，发布这些访谈，也发朋友们的一些写作。很多人觉得这样的采访、文字，最终能有什么能耐啊？因为受访者都是素人嘛，也就是一种人间百态而已吧？
对我来说，这也是自己创办的一个小媒体。到今天我仍然这么看。
在创办三明治的半年后，我就辞去了开头的那个公关公司的工作。发送辞职邮件的时候，我是在申请休假的一天，难得听到自家窗外的鸟鸣之下按下鼠标的。那个时候我没有找下家，家里却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
三
在离开公关公司之后，我重返媒体，去了《外滩画报》。在年我连续采访了俄罗斯、法国和美国的总统大选和诺贝尔奖颁奖现场。短暂地弥补了早年入行时未能四处行走操作人物和时政报道的遗憾。在年我成为了一份周刊杂志的主编。
在34岁这里成为主编，却发现整个新闻行业已经如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即将沉没了。新闻业的人士都坐上了小艇，各自突围。
五原路是一条不长的马路，东西不过一公里左右。年当我来上海的时候，它只不过是我工作所在的常熟路附近一条分叉的小马路。我几乎从未细致地走过它。而在年1月的一个傍晚，太太小创带我来这里看一个房子。
梁上还有吊扇，八九十年代的木沙发有一种南方老宅的亲切感，但又有上海独有的潮湿。站在临小院子的小过道望了一下天，我感觉到这里还是有一点文脉的。之后数年间，在看房子这件事上，我往往只能用“气”去感受，捕捉一点点做决定的依据。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离市区十公里开外的半郊，房租，有三室一厅。但是却要花元来租这个市区破旧的两房零厅，和小创各自“创业”。
我其实没什么业可以创，只不过想变成一个自由写作者，以及帮助更多人愿意尝试写作。“三明治”